1991年末，所选法布尔《昆虫记》诸篇译毕，想请位高明者写序言，一下子便想到罗大冈先生。记得以前论及法国散文时他说过：中国人心中的“法国散文大家”名单上，还缺少一位“法布尔”。我很清楚，罗先生极少给人写序，求他作序实属某种奢望。
隆冬腊月，“寒风催日短”，那天下午赶到罗宅，太阳已经西斜。先生热情让座，仔细听明来意，双目凝视片刻，语调平静地说：“我正忙着写篇文章，过些天再看。”
“正月十五雪打灯”之日，我又带上七八篇译文，叩响罗宅门扉，先生热情依然。话题转到《昆虫记》，我亮出那些译稿。先生惊问：“一共就这么几篇？”“噢，不，”我解释，“准备用二十多篇，共十二三万字，您全部读一遍太费时间，有这几篇我看够了。”“不把整个译稿看一遍，怎么谈得上写序呢？”此语意味我一时未解，备觉茫然。
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我将译稿剪裁编定，送到先生案头。他松了口气似的，吐出两句内心想法。他认为，法布尔及其《昆虫记》，应该认真介绍给中国读者；但序言写得出与否尚不好说，一是他手头忙，二是他必须先读译稿。临了，还要求我第二天一定把所依据的原文全部送去。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日子里，先生那边没有任何音讯。我不好乘“烟花”之兴贸然再闯罗宅，因为上次先生交待过，写得成与写不成，都会通知我。电话铃忽然响了，正是罗先生打来的，但不是叫我取序言，而是请我替他再借一本有关法布尔的法文书。
出版社催稿，编辑找上门来：“眼下已是‘四月南风大麦黄’，您的大作也该‘熟’了吧？”我推说再加工一道，心中却也不安起来：莫非过于为难罗先生了？的确，先生那年已经83岁高龄，每日有效工作时间仅仅一个多小时，面前堆着一摞各地寄来的《稿约》。
天气日渐炎热，盛夏将至，对老人写作十分不利。恰巧就在这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之际，罗先生赶在酷暑前发来信息：“序写完了，明天下午来取吧。”
我准时来到先生桌前，未坐定便抓起那篇等了4个月的文章。稿纸黑黄糙脆，笔迹扭缩苍老，然而语言那么圆熟明畅，满篇是一个个精辟透彻的话题，足足有3000余言。送去的300多页译稿，每隔10页20页，可见到先生的铅笔划痕或字迹：个别字画上了圈，示意是错别字；词句下划杠的，表示可以再细嚼原文；旁边写上的字，是他提供的更妙的译法。书案上那几本法文参考书，都夹进了纸条。显然，先生对照原文从头至尾审阅了译稿，而后又参考了基础资料，最后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。
见我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他开了腔：“要知道，序言也是一本书的组成部分，应当能为其增添价值，为此就得把给别人写序，当作一个再学习、再研究、再认识的过程。所谓‘序’，不是溢美赞书，也不是应景制品。作序绝不同于作戏。至于我这堆文字，能用则用，不用无妨。”我恍然大悟……肃然起敬。
拙译《昆虫记》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再版，我此时在想，“罗大冈作序”的佳话，何尝不值得再版几次？人们可以看到一位中国老学者的真诚、责任心和诚实的劳动精神。
著名学者、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大冈先生已于1998年3月17日晚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，享年88岁。罗先生生前曾为“文荟”副刊撰文数篇，其写作态度亦如上文所述，让我们借此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。
——编者
